湖北荊州恒升實業有限公司(下簡稱“恒升公司”)中華鱘養殖基地中華鱘死亡事件正在升級。到目前為止，在生態保護意義上更為珍貴的子一代中華鱘死亡數量已經達到36尾。在此之前，11月5日，該養殖場還有近6000尾子二代中華鱘集中死亡。

　　9月，湖北省水產局組織專家對恒升公司中華鱘死亡原因進行了調查、分析和論證。初步綜合分析，恒升公司周邊的荊州市文旅區工程項目施工所產生的噪音、震動以及水源條件改變，對該基地中華鱘產生負面影響，與近期中華鱘的死亡有直接關系。

　　中華鱘作為國家一級保護動物，保護價值毋庸置疑。當然，由于中華鱘的人工養殖在多地都有展開，不同原因導致的養殖中華鱘死亡事件對物種存續的損害，不必過于夸大。今年4月，廣東河源就發生過一養殖場萬條中華鱘全部死亡的事件。不過，就恒升公司的情況來看，全國僅余不足1000尾人工飼養著的子一代中華鱘親魚，其中近60%在恒升公司，重要性顯然更高。這也意味著，迄今所發生的中華鱘大規模死亡，可能不是悲劇的劇終，如果沒有得到妥善處理，悲劇還將繼續上演。

　　相關方面不能說完全無所作為。新聞中這樣描述：“一次次批示、約談和通知，甚至趕赴湖北荊州的工作專班，沒能救得了36條珍貴的子一代中華鱘的命。”

　　也許問題就出在這里。批示、約談和通知，嚴格意義上都是行政行為，在相關流程中，相關管理部門，比如水產局，要達到有效管理和介入，很多時候依靠的是“上級”的協調和斡旋。通常這種協調能夠基本上達到目的，但在有些情況下，也會失效。

　　荊州市文旅區在給澎湃新聞的書面回復中，除了強調當地政府“在征遷過程中依法辦事，執法有據，積極遵守和響應保護國家一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中華鱘的法律法規和政策”，還表示“積極關注如何協調區域發展和生態保護的關系”。中華鱘的養殖性保護，在這里被作為區域發展和生態保護這樣一對矛盾的一方來看待。在這樣一種關系中，當地政府不是事件中的一方，而是讓自己成為看起來更高、更超脫的仲裁者角色。

　　類似的有當地政府介入的事件，都很容易出現這種錯位和變形。地方政府很難避免利用自己的優勢來解決問題。比如當地政府在前述書面回復中，還提到恒升公司經營管理中存在多項違法違規行為。“對此，我們的態度是，違法違規必受追究，合法必受保護。”也許不能說這是一種變相威脅，但即便恒升公司確實存在違法違規，與中華鱘死亡事件也關系不大，甚至不應該出現在這樣一個公文中。

　　“批示、約談和通知”的失效，反襯了司法途徑的缺位或疏漏。中華鱘既是一種“國家資源”，也是一個“保護物種”，同時還是“公司資產”。在此案中，因應于不同的訴求，本來應該有不同的責任主體，通過行政之外的司法途徑，及時明確法律責任，實現有效介入，防止最壞結果的發生。遺憾的是，事態的發展，遵循了另外一種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