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失主抓小偷被控非法拘禁，為“減輕處罰”家人向慣犯道歉并賠款6.6萬》的報道，引發了輿論熱議。昆明市盤龍區人民檢察院對此發布了案情通報。

　　通報稱，今年3月29日，“樂爾樂”超市的員工蘇某發現張某尊疑似在超市內盜竊，遂與超市的其他員工一起將其制服并扣留在超市的監控室一個多小時。在張某尊被扣留的過程中，蘇某等超市員工對其進行了毆打并致輕微傷。此外，蘇某等人讓張某尊手持“我是小偷”字樣紙張進行拍照，并以賠償被盜損失為由，強迫張某尊通過微信支付將其賬戶內全部780元轉入超市收銀賬戶。

　　之后，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蘇某等四人被刑事拘留，并被移送審查起訴。蘇某的律師則向檢察機關提交了雙方當事人自行達成的“諒解協議”，以及6.6萬元的轉賬憑證。

　　對于此案，也有觀點認為：非法拘禁小偷，法治社會不容“私刑伺候”。

　　的確，超市店員在處置慣偷的過程中的確有不妥的地方，但是不是要上升到追究刑事責任的高度？僅僅造成了小偷的輕微傷，卻倒賠了6.6萬，這是不是讓小偷偷著樂了？

　　首先，店員“控制”小偷一個多小時，是否構成“非法拘禁”？

　　根據我國《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非法拘禁行為只有在涉嫌以下幾種情形之一時才應該被立案追責：（1）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24小時以上的；（2）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并使用械具或者捆綁等惡劣手段，或者實施毆打、侮辱、虐待行為的……。

　　從通報內容來看，本案以非法拘禁立案的理由，可能是基于上述第（2）種情形，即在非法拘禁的過程中對被拘禁人實施了毆打行為。但評價非法拘禁過程中的毆打行為，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只要‘關’了人，打了人”就構成“非法拘禁罪”，因為定罪必須是一個主客觀相結合的過程，不可孤立、機械地看待一個行為事實。

　　的確，蘇某等人將張某尊制服后即可報警，不應該繼續控制其一個多小時，但就“非法拘禁罪”本身而言，不能認為只要關了人，哪怕時間再短也構成犯罪。“非法拘禁罪”的本意應該是拘禁具備一個較長的時間段。

　　至于店員蘇某等人對張某尊實施毆打、拍照并令其賠償損失等行為當然也不可取，但這一私自處罰小偷的行為并不能改變這是一起抓小偷引起的罰小偷案，處罰抓小偷者不能不考慮小偷盜竊在先的基本事實。

　　其次，針對失主對付慣偷的不理性措施，在沒有造成嚴重的社會危害的情況下，是不是應該留下貫徹刑法“謙抑原則”的空間？

　　本案案發前兩天，張某尊就已經從超市偷走了1500多元的貨品，這一次是“老面孔”了。對于小本經營的超市店員來說心中有怒火，警方執法時必須考慮店員的過激行為是發泄心中怒火之意，有“人之常情”的屬性。至于小偷受傷，也僅僅是“輕微傷”，法律明確規定，這只能予以治安處罰。至于舉牌子說“我是小偷”雖不合法，但拍照了并未發到網上，使其流傳開來，對小偷的名譽沒有造成損害，恐怕達不到刑罰制裁的程度。

　　刑法的任務是打擊犯罪，保護法益，維護社會秩序，保障違法犯罪人的基本權利也只有在這一前提下才有意義。多年來，我們也一直在強調執法要做到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若小偷被打成輕微傷，卻獲得6萬多元的賠償，還導致抓小偷者身陷囹圄，這恐怕是小偷們最期待的結局。至少，處理“失主抓小偷案”不可讓小偷偷著樂。

　　在筆者看來，刑事案件的侵害方和被害方是一對辯證關系，司法不可孤立對待。本案若對店員等人責令其賠償被打者的治療費，再對其打人等違法行為予以治安處罰即可，而對小偷張某尊，倒是要繼續追究刑事責任。這樣才是非分明。

　　（作者金澤剛系同濟大學法學教授）